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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对被矫治人实行教育为主、劳动为辅和有别于监狱管理的既严格又多样化的教养管理方式{4}。

对被矫治人实行教育为主、劳动为辅和有别于监狱管理的既严格又多样化的教养管理方式{4}。

除少数小国寡民外，绝大多数国家基于人口和领域的关系，都需要建立多级政府。[9]1878年经地方官会议和元老院会议审议发布《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会规则》和《地方税规则》等三部法律，加上1880年《区町村会法》，共同构成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体制，这是日本地方自治的第一次革命。

二、日本地方自治的三次革命 江户时代的日本封建制度具有较高的地方分权特质，随着幕府统治的终结及西方列强的外压，日本开启国家建设的现代化进程，1869年版籍奉还与1871年废藩置县初步形成现代地方制度，但是当时府县等地方机构是国家的代理人，没有地方自治的意义。20世纪末，日本地方分权改革建立与本国宪政、地方自治相配合的地方财政法制。1995年临时法《地方分权推进法》颁布，依该法设置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委员会可向政府提出有关地方分权具体方针的劝告，政府有尊重委员会提出的劝告的义务。《日本宪法》第92条处于第八章的总则地位，规定地方公共团体之组织及经营事项，依地方自治本旨，以法律定之，其中地方自治本旨一词通常认为包括居民自治和团体自治两个原则。[25]《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须依法律或法律所定之条件，即租税法律主义，一般认为仅指向国税。

对于地方税，则依据《日本宪法》第92、 94条之规定，遵循租税条例主义，即地方税的课税要件和课赋及征收的程序必须依条例规定，并且必须明确。[8]地方自治具有地域密切性和立即适应性，通过与地域实情和居民意思的密切联系，能够更快地熟知情形及变化，及时作出顺应性行政活动，高效而且弹性地解决地域问题。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此处所谓的合法权益中的合法应当如何理解？它在司法实践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的法理精神，此处的法应当理解为宪法、民法、行政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合法权益就是上述的法所赋予或保护的权益

对于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的完善，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将原告资格限定为同被诉的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益。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既不利于全面地保护公民合法利益，也不能积极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时间机会是一致的，那么这种不一致实际上是一种法治精神的矛盾。行政诉讼不仅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还要督促其依法承担责任，依法行政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使用监督的含义更为完整。

（2）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非常含糊、抽象和主观。以我国行政系统内部各行政主体之间经常发生的权限争议为例，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只能采取由上一级行政主体加以裁决的处理办法，却不能到法院要求司法裁决，因为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机关诉讼这一行政诉讼类型。

而最高人民法院由于还有其他职能与任务，不宜增加一审数量，仍应依照现行法律规定。法院的维持判决显然削弱了行政诉讼在维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方面的目的。（2）将公民改为自然人。二是如果原、被告在同一个法院辖区的，原告可以申请其所在地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临近区域的法院管辖。

相对于其他积极的诉讼类型而言，确认诉讼仅具有补充性、从属性、次要性或后备性，即只有在其他诉讼类型不得提起时，才可提起确认诉讼。以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应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一审管辖权。（2）在表述受案范围时，用行政争议取代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源于行政争议，行政诉讼的基本功能之一也是解决行政争议。

撤销诉讼是行政相对人对违法损害其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请求法院予以撤销之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有别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关键在于，行政诉讼程序与行政程序有密切关系。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在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上采取的实际上是法律权利标准，即只有当相对人的实定法上的权利遭受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机关诉讼是指行政主体之间因权限的存在或者行使而发生纷争，由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争议的诉讼类型。

当事人诉讼对于解决当事人之间与行政行为相关的争议具有重要作用。建议将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外的其他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在国家行政权力面前，相对人处于弱势，缺乏权益的自我保障能力，由此而产生的行政纠纷，必须通过另一种国家权力居中裁判才能得以解决。这一界定适应了原告资格扩大化的世界趋势，特别是对法律上的利益的阐释，充分借鉴了美国行政法的观念，使原告资格的确定更具可操作性。行政管理和行政秩序需要效率是事实，但期限的设计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这个因素，还应当考虑法治的基本要求，最低限度必须使当事人能够有比较充分的机会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以及能够提出法律救济的请求。实际上，从行政诉讼判决的种类推定行政诉讼类型的做法是不科学的，这是倒果为因的做法，忽略了行政诉讼类型与行政诉讼判决之间的区别。

因此，须在立法上对法律上的利益作一阐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制度强调的是当事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时间，而不管当事人是否知道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与自己的利害关系和诉权等等，这种规定几乎只是单纯地规定了一个期限的起算点，而没有考虑期限与当事人应当享有的起码的取得法律救济的正当机会和权利的内在关系，与法的公正之间的内在关系，而《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期限规定强调的是当事人知道诉权、起诉期限和内容，虽然标准并未完全统一，但考虑的正当因素比较全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正保障当事人诉权的法治精神。

四、行政诉讼的当事人（一）原告资格的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及修改建议我国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主要存有下列问题：（1）确定原告资格的标准过于狭窄，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而且立法上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最集中的体现是司法地方化，行政审判受到地方政府、人大、党委的非法干预，影响了行政案件的公正审理和裁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正当权益也没有得到依法保护。

同样是主张诉权，同样存在着有正当原因没有及时行使起诉权的问题，为什么行政诉讼中就不能有时效的中断和延长？即使认为行政诉讼中不应当规定时效中断或延长制度，也有必要作出明确规定。特别是《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此问题更加复杂化。

（4）独立意志与独立承担责任之证伪。虽然行政诉讼的起诉问题有一定的特殊性，有些与民事诉讼中相同的事实能否成为时效中断或延长的理由值得研究，有一些问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而应当对时效中断和延长制度作出具体规定。作出如此调整和改变，可以保证其原告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更符合平等原则。五、行政诉讼的管辖（一）行政诉讼管辖的现行规定及存在的问题《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管辖制度包括级别管辖、地域管辖、裁定管辖，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1）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便于法院公正行使审判权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在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之初，这一规定是必要的而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与现实的不适应性。从我国法治现状来看，已经具备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的条件。

但20年的行政诉讼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诸如行政诉讼目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类型、行政诉讼当事人、行政诉讼管辖、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等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也与整个中国行政法治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亟待行政诉讼理论予以回应。但是，20年的行政诉讼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也与整个中国行政法治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亟待行政诉讼理论予以回应。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情况越来越多，相应地，涉外行政诉讼也必然增加。借用行政机关在行政法中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来表达行政诉讼被告法律责任的做法，实际上是忽视了两种责任的不同性质。

二是列举式，《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前7项列举了法院应当受理的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第12条列举了法院不能受理的4类事项。至于其参与行政诉讼的方式，既可以由其申请参加，也可以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由于立法上没有充分考虑到行政审判中可能受到的法外干预，造成当前级别管辖过低，影响了行政审判权的公正行使。不得调解制度反映了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目的不清晰，不利于解决行政争议的弊端。

（4）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不一致。根据给付诉讼标的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财产给付之诉和非财产给付之诉。

（4）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说，将原告资格限定为同被诉的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益，仍然是比较抽象和有弹性的界定。

实际上，当事人超过复议申请期限未必超过起诉期限，而且实践中常常是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时超过复议申请期限而不超过起诉期限。此外，法律上的利益还应当是通过诉讼值得保护的实质的利益。